202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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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代我们将会面临什么?

当人类开始了定居的生活之后,重重灾难席卷而来。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令无数的城市生灵涂炭。14世纪的鼠疫,16世纪的沙门氏菌及天花夺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战争与传染病无疑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不少学者经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传染病与战争相比给人类历史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

有一批学者以越南战争为例对战争与轰炸给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研究了战争期间美军在不同地区的投弹量,并对40年后,也就是21世纪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他们得出的结果是极其惊人的。那就是该地区遭受轰炸的规模与其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毫无关联。

那这是否只是个例呢?并不是。另一批学者对日本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且国家财产损失了近1/4。即便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后续的经济仍然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遭遇袭击而深陷火海之中的广岛和长崎与其他城市相比在后续发展中也并不存在任何差异。

战争的确造成了种种悲惨的景象,然而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严重。但是对传染病的余波进行追踪的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则恰恰相反。以西班牙流感为例,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夺走了超过5000万人的生命,被认为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研究者们发现,西班牙流感给全社会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巨大伤痕。

1918年西班牙流感造成无数人的死亡,这是当时美国堪萨斯州一家医院内的场景

经过1918年10月到1919年1月的流行期后,西班牙流感的蔓延情况虽然逐步有所好转,但当时大约有1/3的产妇也感染了该疾病。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在1919年6月前后出生的婴儿中极有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在胎儿时期就已经通过母体感染了病毒。专家们带着这种假设对1960-1980年的人口统计结果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这样的事实:1919年上半年出生的人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患有各类疾病的人比例较高,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也较低。这着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传染病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个体的生活,也会颠覆整个社会的文化。很多社会学家都提出饥饿与传染病的长期存续会造成厌恶敏感度(disgust sensitivity)的升高。类似于人体中与疾病直接抗争的免疫系统,厌恶敏感度同样在保护人体免遭感染的威胁,因此被称为“行动性免疫系统”。该系统通过排斥那些看起来既陌生又危险的东西来避免实际感染,然而其副作用却不容小觑。因为在此过程中,排斥外群体、亲近内群体的“内群体偏向”以及只关注熟悉的、渴望的东西的“确认偏误”都会被不断强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当欧洲鼠疫流行时就会反复出现犹太人和女巫遭到迫害的情形。统治者为了转移民众对政府的无能所产生的愤怒,将责任抛给了那些社会中最弱势的阶层。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仅在美国境内就造成了约67万人丧生,这之后人们对“外群体”的排斥开始逐渐加剧,其最先造成的后果就是1921年移民法案的制定。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最初本没有阻挡海外人口流入的想法。正如同前面我们谈到过的爱尔兰裔移民的大批流入。但当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的移民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之时,人们开始逐渐排斥“外群体”。特别是当移民数量的暴增所造成的实际工资上涨受限、地价抬高的情况一一出现,限制移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外,36万名年轻人参加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遭遇死伤,这也成了人们对于“孤立”主义呼声高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终,1921年,美国通过了《紧急配额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 of 1921)。该法案的核心在于规定各国每年赴美移民人数不能超过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该国移民人口的3%。1924年政府对该法案做了进一步修正,各国赴美移民人数调整为不能超过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该国人口的2%。实际上相当于关闭了移民通路。

《紧急配额法案》的出台在社会各方面引发了巨大的变化。法案出台前,仅1913年就有119.7万人获得了美国永久居留权,1922年则缩减为30.9万,而1931年又进一步减少到了9.7万。年均接受100万名以上移民的国家突然之间减少人口流入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在西班牙流感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大批人员伤亡之后又会怎样呢?

移民数量的缩减必然会在经济方面造成巨大的影响,首先会出现的就是经济增长率降低。1900年美国整体人口的14.7%,即1350万人都是来自海外的移民。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移民,美国的劳动力供给会出现巨大缺口。尤其是移民当中大部分是20-30岁的年轻人,在他们安家立业、生育子女的过程中对消费会起到巨大的刺激作用,然而移民数量的减少意味着这方面的经济效益将明显减弱。

移民数量的减少对经济造成的第二个影响是实际工资上涨及企业收益减少。1870-1940年平均每小时实际工资的上涨幅度是2.48%,而同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仅改善了1.51%。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或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比如,原本每小时能够生产1辆汽车的企业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或改进技术手段后变成每小时能够生产2辆汽车,那么将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为原先的2倍是不成问题的。但在生产效率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只是提高工资,那么从企业的立场来看将很难继续维持雇佣规模。仅从1910-1940年这段时期来看,年均实际工资增长率是3.08%,相较于1870-1910年期间的2.08%有了大幅度提高。正因为如此,在围绕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展开探讨时不少人才会将关注点放在“生产过剩”和“股市泡沫”上。能够证实这一观点的还有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破产数量。1920年有2635家企业申请破产,而到了1928年申请破产的企业却飞速增长至5924家。

《紧急配额法案》带来的第三个影响是缓解了经济不平等。新的劳动力无法流入的同时平均工资水平在提升,特别是曾因为移民的增加受损失最严重的低学历、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也得到了快速提升。这就是特朗普总统在提出反移民政策时,低收入白人男性的赞成呼声最高的原因所在。亚裔或西班牙裔移民的流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对需要与他们直接竞争工作岗位的低学历白人来说必将面临经济方面的困境。

就“缓解不平等”是否源自移民数量的减少这一点在美国学界也引起了诸多争论。其中持反对意见者所强调的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所产生的效果。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刚上任就制定了《全国产业复兴法》,规定每周劳动时间为35-40小时,每小时最低工资为40美分。这些措施的确缓解了就业的不平等现象,而且还提高了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企业在效益降低的情况下却要维持工资的上涨,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在破产企业不断增多的同时,另一些企业减少雇用新员工的现象不断出现。所以,移民数量的减少反而让隶属于大企业工会的劳动者和工会以外的劳动者遭遇更多的不公平待遇。这种说法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到这里会有不少读者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社会会产生何种变化充满好奇,我们将在接下来给我们的启示当中加以详细探讨。

1846-1932年间究竟有多少人从欧洲主要国家跨洋移民,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够进行准确统计,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多少都存在偏差。《繁衍:世界人口简史》一书对这一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移民至新大陆的人口进行了统计,英国和爱尔兰是1800万人,意大利是1110万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是650万人,奥匈帝国是520万人,德国是490万人,波兰和俄罗斯是290万人,瑞典和挪威是210万人。这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美洲大陆,去往的国家依次分别是美国(3420万人)、阿根廷和乌拉圭(710万人)、加拿大(520万人)、巴西(440万人)。此外,去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数也达到了350万人。

观察1820-2010年的美国移民的相关统计数据(见图2-4)不难发现整个趋势中呈现两次快速增长。第一次从1840年开始到1920年结束,也就是爱尔兰人的大迁移时期。这股巨大的移民热潮随着1921年《紧急配额法案》的出台而终止。1965年伴随《移民与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的通过,移民者数量再次开始增加。1991年,182.7万人获得了美国永久居留权,创下历史新高。第二次移民热潮与第一次有所不同,第一次时移民人口中欧洲人占了绝大多数,而第二次时引领热潮的主要是亚洲人和西班牙裔人。根据2019年的统计可获知,移民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口占47.4%,高学历移民人口的比重在大幅增加。两次移民热潮的移民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移动及贸易遭遇困难之时,社会状况会怎样?

我最近阅读了《欧洲经济史》这本书,书中内容让我很感兴趣,这本书的作者针对过去的110年间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展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作了如下说明:

发展中国家持有更少量的资本,因此能够获得更高的(资本投资)收益率。高投资率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实际上,在投资与生产效率的提高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服务业与农业两大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较高。当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下的传统行业被重新分配至生产效率较高的近代行业(这里指制造业)当中去时将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所有的这些因素预示着初期收入越低,后来的经济增长率往往会越高。

上述段落非常清晰地阐释了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但在1919年到1938年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战间期,这项理论却完全不适用。

图2-6展现出战间期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越是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困难”国家经济增长率也较低。富有的国家变得更加富有,贫穷的国家则变得更加贫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不过战间期移民中断、贸易减少是决定性因素。《欧洲经济史》的作者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如下回顾:

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战间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1919年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也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1914-1950年,在发达国家的技术传播至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缺少了最为关键的机制,那就是对于贸易、资本和人员的开放性,这一事实解释了战间期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两次世界大战有效地封锁了国境。各个国家的贸易规模相较以前均有所下降,沉浸于民族主义的人们对他人满怀疑心。贸易纷争,民族主义复燃,再加上1929年后不断升级的闭锁态度阻碍了发展的进程。国际贸易急剧缩减,知识交换也随之减少。

值得庆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趋势得以终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政策为一蹶不振的欧洲恢复原状给予了支持,在贸易方面缔结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努力朝着消除贸易壁垒的方向发展。尤其是以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案》的出台为契机而重新掀起的移民浪潮也成了促进世界平等的要素之一。传染病的时代,我们将会面临什么?

第一,人均收入增长的趋势会逐渐明显。人力不足而土地丰富的情况,相当于社会处于相对宜居的状态之中。经济的整体规模可能会缩减,但归属到每个人的所得反而会有所增加。

传染病过后产生的第二种现象是出现“内群体”及“外群体”的界线划分。一方面这是由于面对人口的大量死亡,将责任推卸给少数人是最为便捷的解决策略;另一方面是受到人类本能性的自我防御机制启动的影响。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案》的出台无疑是一个极具反转性的事例,因为该法案所展现出的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居然出现了紧闭国门的情形。

最后一种现象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在经济外向性缩减、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减少之际,“自己人好好生活”的想法占据主导也是理所当然的事。1930年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美国为保护本国产业在1930年制定的贸易保护关税法。由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和众议员威尔斯·C.霍利提出,赫伯特·胡佛总统最终于1930年6月17日正式签署,直到1934年6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并废止《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造成全世界贸易量减少了66%。)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传染病大流行之前也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只不过由于自由贸易的好处非常明显,因此,人们的抵触情绪并不高涨。然而当抵触心理不断凸显,再加上问责外部人士的氛围形成,对于贸易保护的呼声自然也会提高。

将上述这些现象体现得最为显著的历史时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战间期。对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调查显示,越是生活富裕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尽管1929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的经济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但由于移民遭到限制,劳动者实际工资上涨,加上内需市场庞大,因此,出口的减少所带来的冲击显得相对较小。

相反,战间期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生活则变得更加困难。不仅人们的移民之路被阻断,而且由于无法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低收入国家失去了挣钱的渠道;即便千辛万苦投资建厂,产品却又出口无门。韩国曾经也是如此。大部分情况下,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出口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对策。原因在于即便厂方将质量上乘的产品投入内需市场,人们也不具备购买这些产品的能力。

战间期的情形非常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经历了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能够切实地感受到在发达国家存在着众多支持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人。希望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能够认真反思一下战间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本文摘选自《金钱何以改变世界:传染病、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后拟。

《金钱何以改变世界:传染病、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韩】洪椿旭/著 郑丹丹/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3月版